佛教的优点

...竺摩法师2008-01-06 16:22

 

佛教的优点

竺摩法师

  各宗教的信仰,因各人的环境不同,认识不同,以及信仰对象不同,自然所持的见解,亦各有距离;不过亦有一个相同的感觉,那就是每个宗教都是叫人行善,应没有宗教是劝人作恶而成其宗教的。所以在这个原则上,各宗教的教徒,不论是属於多神教或是一神教的,应该都可以携手合作,共同发挥宗“为善最乐”的力量,争取人心的向善,生活的正常,社会的安宁和世界的和平。本地虽然有些人是信佛,而因佛教无人宣传,不但佛理不流行,恐怕懂得佛理的人亦很少。因此,我想略谈一些佛法的好处,或可使各位增添一些滋养精神的资料。

  一、佛教是信智并重的

  二、佛教是标本兼治的

  三、佛教是冤亲平等的

四、佛教是自他两利的

 

一、佛教是信智并重的

  每一个宗教,首先要著重信仰,没有信仰或不受信仰,那就不能成为一个宗教。佛教是属於宗教的,因它与其他宗教一样需要信仰;同时佛教也可以说是非宗教的,因它有与普通一般宗教说法不同的超越性。比如佛教重信仰,是与其他宗教一样的;而他尤重理智,则与其他宗教有别,它是全把信仰建筑在理智上的。否则信仰便有盲信、迷信。所以《大智论》说:“佛法大海,信为能入,智为能度”。在这里见得只有信仰,没有理智,是不能了彻人生真谛的,也不能学佛而究竟离苦得乐的。这就是佛教与其他“因信得救”只偏重信仰的宗教不同的地方。同时佛教认为同是信仰,而信仰的价值亦不同。有些宗教的信仰是彻底的、究竟的,有些宗教的信仰可能不彻底、不究竟的。例如洪水泛滥成灾,我们信仰爬上屋顶可避水灾;但洪水来势汹涌,若再高涨,屋顶安全的信仰就要动摇,不妨再登上小坡;信仰小坡可以避难,可是洪水不断增涨,小坡的安全信仰亦动摇,就只好在登上高山;则洪水更大,亦无问题,便可得到究竟的安全。信仰的道理亦是如此;信仰世间的善法或多神教而得到保障,如避水于屋顶,不是究竟的安全;信仰一神教而生天,得到保障,如避水于小坡也不是究竟的安全;信仰佛教而超脱轮回生死劫难,上生净土,如避水于高山,获得彻底的解脱,究竟的安全。所以同是宗教信仰,而信仰价值是有所不同的,因此从佛教的眼光看来,信仰天堂都不是究竟,何况是信仰世间的蛇神牛鬼,自然是暂时的安全,而非究竟的安全。

佛教是智慧的宗教,可是这种智慧不是普通一般的知识。知识是向外的,从外面的学习经验得来的,是有限量的,也不是统统都正确的。佛教的知识是内向的,是向内在掘发出来的,是无限的、正确的,这种智慧是必须依修戒而生定,由定而开发出来的智慧,经得起时代一切学术的考验,而具合理性和超越性,在世间一般宗教哲学中,可是不易找得到的。由这种内在的智慧契证诸法的真理,才能产生人生的真知灼见。这也曾为古今中外的文化学者所赞赏。如中国的国学大师章太炎说:“佛教的理论,使上智人不能不信,佛教的戒律,使下智人不能不信,通彻上下,这是最可用的”。康有为说:“仙学大祖,其微言实理无多,令人醉心者有限,若佛学之博大精微,至于言语道断,心行路绝,虽有圣哲,无所措手,其所包容,尤为深远”。英国哲人罗素则说:“各宗教中我所赞同者佛教”。佛教如果不具有甚深的智慧和崇高的学理,那会使时代的哲人学者,心折如此呢?

二、佛教是标本兼治的

  什么叫做标本兼治?标是枝叶,本是根本。比如植树,若要枝叶美丽,必须先治其根,后治其叶。如果只想枝叶美丽,而不顾其根本,就不能叫做标本兼治,也不成为植树的良法。又如今日世乱多难,人心思治,渴求世界和平的实现。但欲求世间和平的实现,必先使人类思想纠于统一,治好思想水火不容的病症,行为上表现出来自然是和平共荣的现象。不然,纵使天天开和平会议,和平必难以实现。纵使实现,也是暂时性的治标,不是永久性的治本。就是拿普通国家的法律来说,法律只能治之已然,不能防犯未然,也只是治标,不是治本,因为社会是群治的。由于士农工商等各界的人士各司其职,各尽其能,才能促进社会的安定和繁荣。可是今日的社会,人心如江河日下,淳源凉簿,风化不良,杀盗淫妄,肆无忌惮。虽绳之以国家的法律,只能治之已然,不能防犯未然,那岂是根本的办法?所以今日欲医治人类社会的病症,惟有依佛教的戒律,先纠正人心,澄本清源。然後社会的秩序才能安定,达到国家的和乐与繁荣。

佛教的基本戒律,在于五戒,是人伦的正法,近于儒家的五常。一、不杀生是仁,儒家所谓“仁民爱物”或“民胞物与”;二、不偷盗是义,所谓“路不拾遗”,“非义之财不取”;三、不邪淫是礼,所谓“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”;四、不妄语是信,所谓“民无信不立”,“人而无信,不知其可也”;五、不饮酒是智,所谓“酒能乱性败德”,“酒不醉人人自醉”,亦原“色不迷人人自迷”。酒能导色,故宜戒绝。五戒的性资与五常相同,而作法有异。儒家的五常重理论,佛教的五戒制为必行的规则,不行则犯,名之破戒,有应得之罪业,受应得的果报,故凡受其戒者,不得不懔懔遵行。如果人人各安其位,各守其戒,则一人如此一人治,一家如此一家治,一国如此一国治,全世界如此,自然世界人亦多“国治天下平”了。因此今日的人类,如能依佛教的五戒先治其本,加以法律助治其本,则社会大同,人民坐享其利,欲世界不太平而不可得了。

三、佛教是冤亲平等的

  我们人类在平日互相接触的关系上,不免有厚彼薄此,或爱此憎彼的协调与不协调的两种现象,这即是所谓的冤家与亲家之分别。为亲家的日日相见,自然欢喜,最难堪的是冤家浃路相逢,分外眼红。这样由小冤家变成大冤家,或是由少人冤家变成多人冤家,弄到家庭不和睦,社会不安宁,也成为国家乃至世界发生斗争的导火线,这是不可忽视的事实。

  人类的亲情关系,必须要透过佛理,才得协调,不免除过与不及的弊病。佛法体验到人生应要冤亲平等看待,是有其两个深切的理由:一是佛陀曾彻悟到人生的共同原理,在于人类共同的佛性。这个共同的佛性是人人具有,个个不无,而且又是在凡不灭,在圣不增。就在大家同体具有的佛性上,验知大地众生,不论其为高等动物或低等动物,甚而有情与无情,动物与植物,都是同一体性的。既然是同一体性,还分什么亲疏适莫?说什么“仇者快而亲者痛”?如果悟知众生同体而强分亲疏,自己平心一想,亦不免哑然失笑了。二是佛陀从天眼智,观察众生是死此生彼,轮回不息,都曾做过父母兄弟、姐妹眷属的亲戚关系;从宿命智了彻众生界过去无始以来,一切人事过从,有更亲密更亲切的关系。就是对人类以外的其他动物,亦要建立起这亲切的关系。这样观想,谁肯把自己的亲人而作为冤家来仇视?谁肯举刀来残杀其它和自己同体的生命?杀机既息,则一切冤家都变亲家,内在不再发生怨憎的心理,外界的家庭失睦或社会斗争亦不存在,人类自然纠于和乐的坦途。

佛陀不但是理论的发现者,亦是理论的实践者。如佛陀在世之时,因了过去世未修菩萨道时与提婆达多结下怨恨,所以提婆达多时时想害佛报仇,时时来找佛陀的麻烦,跟佛陀过不去。可是佛陀并没有对他感到麻烦与烦恼,反之还对他表示亲切的好感,时时向大家说提婆达多是他的善知识、好朋友,由于提婆达多的逼害与鼓励,使他的道业精进勇猛,提早得到超级的成功。不但视提婆达多如此,就是视那位与提婆达多做朋友的阿奢世王,也是如此。因阿阇世王帮了提婆达多的忙,不只是毒害他自己的父母,也有给佛陀过不去的地方,可是佛陀对他没有半点嗔恨与仇视,当他恶报现前,身患毒疮,叫苦连天,向佛陀忏悔求救,佛陀还是以慈光摄被,使他毒疮平复,恢复了健康。这些,都证明佛陀不光在理论上说冤亲平等,而是在行动的事实上实现了冤亲平等。

四、佛教是自他两利的

  一般人的感觉,看见佛教徒入山或闭起门来用功,都以为佛教徒是消极厌世而自利的;其实呢,入山或闭门自做功夫,正是为入世利人的预备。所谓“以出世的精神,做入世的事业”。这一句话,正可以表达这个意思。

  佛教的宗旨,在“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”。诸恶不做,消极的自利;众善奉行,就是积极的利他。所谓自他两利,这不是很明显的证明吗?为什么要硬说佛教是消极厌世而自利的呢?同时佛教行善的定义,是这所行的善行,必须于人于己都有利的,才叫做行善。如果于自己有利,他人无利或有害的,就不能叫做行善。又所作的善行,必须于现在有益的,于来世亦有益的,才叫做行善。如果只是目前有益,而将来无益的,亦不能叫做彻底的行善。这样来看佛教的为善,就是自他两利的标准的行善。所以学者梁启超居士说:“佛教的信仰是智信而非迷信,乃兼善而非独善,乃入世而非厌世”。又说:“佛教之最大纲领,曰“悲智双修,自初发心以迄成佛,恒以转迷成悟为一大事业”。修智以求转迷成悟,是自利的事业;修悲救济众生,就是利他的大事业。如此,一个真正懂得佛理,能行佛事的佛教徒,就是人生自他两利的事业家,相信谁也不敢说佛教消极自利的逃世者了。

  佛教的大乘行者,他们所作的事业,不但是自他两利,而且是利他重于自利,为人急于为己。孙中山先生曾说:“佛教以牺牲为主义,救济众生”,即是有见于此而说的。因为大乘行者的菩萨,他的发心修行善事,见苦必救,有求必应。你如果真有需要他的地方,他不但身外的财物可以布施给你,满你所愿,甚至自己宝贵的妻孥和生命,亦可以施献于你,真是“难行能行,难作能作”。而且他的布施为善,还是观空心境,不夹企图,所谓“度尽一切众生,而不见有一众生为我所度”,不杂丝毫功利观念。像儒家所说“杀生成仁,舍生取义”,亦都可是可歌可泣的牺牲为人的行动,如果其中不夹杂为自己贪图功名利禄的念头,所谓:“千秋万岁名,寂寞身后事”,那么都可视为牺牲为众生的大菩萨了。

  中国在东晋时代有个邓攸其人,他在石勒兵到,怆惶挈家逃走。因其弟早亡,特全其侄,继其香火,而把自己的儿子系于树上不顾。为救侄儿,牺牲了自己的儿子,可以说以做到了无我的境界,这在佛教看来,也是成了舍己为人的利他行者。因此,世间一切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乐而乐”的贤者,莫非是菩萨化世的大乘行者。佛教得名牺牲主义,其价值就在乎大乘菩萨所表现的积极救世的利他精神。

  佛教在习惯上的称呼,分有大乘和小乘的名词。通常多呼南传佛教为小乘,以锡兰、暹、缅等处为小乘佛教的国家;呼北传佛教为大乘,以中、日等地为大乘佛教的国家。其实大乘教徒所表现的精神,固为积极的救世,就是小乘教徒不入社会,严肃自律的道德生活,亦是感召人心,影响社会,同意有其淑世利人的伟大作用。如中国只顾念佛不理人事的印光大师,严以律己恕以待人的弘一律师,他们静居兰若,并未深入社会,而所影响人心向善的作用往往比入世弘法的大乘行者,还要过之而无不及。由此足证大乘佛教固然是积极利世,而小乘佛教同样是勇於度人,在名词上分判大小,实在亦是多余的。

人生在世数十寒暑,肉体终旧要坏灭的;而不灭的是精神生命,佛教呼之为慧命。儒家立功立德立言,呼为人生的三不朽,佛教则主张福慧双修,光寿无量,名为二种庄严。我们在短促的人生中,能建立不朽或庄严的事业,才不辜负人世生存的意义。

(摘自《佛教与人生的关系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