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教的护法信徒

...未知2010-06-03 18:58

佛教的护法信徒

佛教要发展,要兴隆,除了僧众的热心弘扬之外,信众的护持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缘。由于护法信徒的长久护持,才能使佛法源远流长。因此,凡我佛教弟子当有“佛教靠我”的信念,护持正法,俾使法水常流,人心净化。

护法的内涵包罗万象,举凡参加讲经法会或度人前去闻法,是“拥护”;对毁谤三宝者挺身辩护,是“保护”;支持正在受教育的僧青年,是“爱护”。总之,凡是对佛法的传扬有正面的推动与助益,为佛教贡献心力、财力、人力者,都是护法。

护法原不分在家出家,然而在家信众一方面要履行世俗的责任,一方面要投入护法事业中,诚属难得,因此护法信众可以说是佛教的功德主。

护法的意义

护法,就是保护、维持正法。护持佛法的方式很多,诸如建佛寺、塑佛像、印经典、弘佛法、护教难、施财物、做劳务等,只要对住持三宝、弘扬佛法有助益的事,都是护法的表现。佛陀曾说:“三宝弟子感念佛陀教化之恩的最佳方式就是实践佛法,护持佛教,令正法久住。”

佛弟子以财力、物力、人力、精神力表达对三宝的恭敬,称为“供养三宝”。佛陀在印度建立教团时,所受的供养以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等为主,称为“四事供养”;当时出家僧侣以托钵乞食维生,塔庙、僧房及一切生活物品皆仰赖在家信众的供养,僧侣也因而能够专心办道,弘法利生,回馈信徒。

除了四事供养之外,《十地经论》又增列恭敬供养(以香、花、灯、涂、果、乐、幡盖等表示对三宝的恭敬)和行供养(修行信行、戒行,以实践佛法,回报三宝恩德)。恭敬供养除了以诸供养庄严佛殿外,最具体的展现,便是礼拜佛像,赞颂佛德,恭诵佛经。行供养不外是皈依三宝、奉行五戒、菩萨戒、六度波罗蜜。更积极者,应随力随分宣说佛法妙用,启信世人。《法华经》云:“诸供养中,法供养第一。”所以,护持佛教当以弘传佛法功德为最。凡以身、口、意清净三业来供养三宝,都是护法爱教。

自古以来,许多信众勇于护法,乐于护法,但是缺乏正确的认知,以致于无法达到护法的目的,或局限一隅,或导致纷争。因此,吾人应具备护法的正知正见:

护教重于护寺:护持整个佛教比护持某个寺院重要。

护佛重于护神:护持自觉觉他的佛陀比护持有求必应的神明重要。

护法重于护人:护持佛法弘传比护持某位法师重要。

护众重于护私:大众福利比个人私情重要。

护道重于护情:护持有道者比护持私交者重要。

佛教护法的事迹

佛经中记载,佛陀讲经时,总有来自十方的信众与会聆听,在听闻法义后,皆大欢喜,信受奉行。以《药师经》为例,在序分中陈述:“如是我闻:一时,薄伽梵(佛陀)游化诸国,至广严城,住乐音树下,与大比丘众八千人俱,菩萨摩诃萨三万六千,及国王、大臣、婆罗门、居士、天、龙、药叉、人非人等,无量大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。”在流通分里则说:“时薄伽梵说是语已,诸菩萨摩诃萨及大声闻、国王、大臣、婆罗门、居士、天、龙、药叉、干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罗伽、人非人等一切大众,闻佛所说,皆大欢喜,信受奉行。”以上说明佛教的护法在佛陀时代就已包罗十方诸众了。今简介佛教护法的事迹如下:

守护善神

佛陀住世时,诸天善神听闻佛法后,皆誓愿护持正法,保护佛教寺院、经典及教徒。这些护法龙天包括梵天、帝释、金刚力士、四天王、十罗刹女、十二神将、十六善神、二十八部众、三十六神王、伽蓝十八善神等诸天、龙王、鬼神等,统称为护法善神。

阿含及诸大乘经中,常载大梵天深信佛法,助佛教化等事,并与帝释天同受佛陀的付嘱,护持国土,为显密二教所共尊。

四天王常守护佛法,护持四天下,令诸恶鬼神不得侵害众生。

十罗刹女发愿护持《法华经》,如经云:“是十罗刹女与鬼子母并其子及眷属,俱诣佛所,同声白佛言:我等亦欲拥护读诵受持法华经者,除其衰患。若有伺求法师短者,令得不便。”

十二神将,指《药师经》中发愿护持的十二位药叉大将,如经云:“世尊!我等今者,蒙佛威力,得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,不复更有恶趣之怖。我等相率皆同一心,乃至尽形归佛法僧,誓当荷负一切有情,为作义利,饶益安乐,随于何等村城国邑空闲林中,若有流布此经,或复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,恭敬供养者,我等眷属护卫是人,皆使解脱一切苦难,诸有愿求,悉令满足。”

十六善神,乃守护《般若经》及其诵持者;二十八部众,是千手观音的眷属;三十六神王,传说是帝释天所遣,守护受三归者;金刚力士及伽蓝圣众,则是专门保卫寺院,防止恶鬼邪道的护法。中国的关羽,皈依智者大师,求受五戒,是为佛教伽蓝护法。

帝王崇佛

佛陀时代,摩竭陀国频婆娑罗王是佛教的第一位外护,在王舍城郊建竹林精舍,供养僧伽;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是佛陀的忠诚护法;憍赏弥国优填王首开造像供养之先;摩竭陀国阿闍世王是佛陀入灭后,佛教教团的大檀越,护持第一次经典结集所需。

西元前三世纪,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开创佛法的盛世,他禁杀、布施,建八万四千佛塔,于华氏城举行第三次经典结集,并派遣高僧到各国传教。阿育王在各处树立的石柱法敕,内容刻载尊重佛法、劝善断恶、禁止杀生、仁慈平等等理念,成为重要的历史遗迹。西元前二世纪,统治今阿富汗地区的大夏王弥兰陀,受到那先比丘的影响,崇信佛教,他曾铸造印有佛教法轮的货币,并刻上随法者的姓名,大量流通,足见其对佛教的重视。一世纪时,支配北印度的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,受马鸣菩萨感化,皈依佛教,护持在迦湿弥罗所举行的第四次经典结集,此一时期所造就出的犍陀罗艺术,是印度佛教艺术的黄金时代。七世纪顷,中印度羯若鞠闍国戒日王,以大力保护佛教,奖励文学著名,他于五印度广建伽蓝、塔庙,备置饮食医药,賙济贫病;制定每年集僧行四事供养,五年举行一次无遮大会,普度四方。戒日王对学术文化的提倡,促成佛教戏曲与歌赞的发展。

日本第四十五代天皇圣武与皇后同为虔诚佛教徒,曾经礼请六百位高僧至宫中讽诵《大般若经》,度僧三千人,奖励文学与美术,力行慈善事业,迎请鉴真大师建立日本第一座戒坛。由于他们的推动,朝野造寺、塑像、抄经的风气极胜,因而形成日本佛教美术发展的高峰。

韩国佛教早在我国魏晋时代就已传入高句丽,西元四世纪的故国坏王下诏令百姓奉佛;广开土王于平壤兴建九座寺院;文咨王建金刚寺,至此佛教逐渐扩展。新罗时期,国王大多虔信佛教,他们设置僧职、派遣留学僧至天竺及中国留学,佛教十分盛行。高丽时代,太祖大兴寺院,著述《太祖训要》,强调信仰佛教的重要,此书始终影响高丽后代的佛教发展;宣宗王受持菩萨戒,以佛立国,创造高丽佛教的黄金时代;高宗敕修《高丽藏》,贡献极大。韩国佛教虽曾经没落,但李朝世祖大举复兴,奖励译经,制定僧选试法,修建佛寺等,被尊称为“李朝佛教大护王”。

十三世纪末,泰国坤蓝甘亨王建寺供养锡兰比丘僧团,每半月则前往听法,设立僧爵制度,在他的领导下,全国人民都信仰佛教。其后的立泰王是泰国史上第一位在位出家的国王,自此,泰国男子一生中至少要历经一次短期出家,接受佛教生活的薰陶。十五世纪清迈时期的三界王,致力于学术文化与艺术的推展,建造著名的大菩提寺,护持高僧结集三藏,因此带动佛法的研究,人才辈出。十九世纪末,拉玛五世护持巴利文三藏编修,十分重视佛教教育事业,设立巴利文研究中心“大舍利寺学院”及佛学研究中心“皇冕学院”。拉玛九世协助东巴基斯坦佛教徒扩建佛教寺院,资助外语藏经的印刷,促进欧美佛教的发展。

锡兰佛教在西元前三世纪传入,当时天爱帝须王建立锡兰第一座佛塔供养舍利,准许人民出家,并协助建立戒坛传法。在他的护持下,摩哂陀主持三藏结集,奠定了锡兰佛教的基础。度他伽摩尼王,发起庆祝卫塞节,至今成为传统的佛教节日。殖民统治期间,锡兰佛教衰微,濒临灭亡,吉祥称王狮子王乃遣使至泰国求法,度僧出家,锡兰佛教因而得以复兴。

阿奴律陀王有“缅甸的阿育王”之称,他统一缅甸,政绩斐然,对于佛教有许多积极的建设,如诏立佛教为国教、创建僧团、广建塔寺、遣使取经等,对缅甸佛教产生深远的影响。那罗波提王,精通三藏,带动缅甸佛教研究的风气。敏东王十分护持佛教,召集高僧结集三藏,并将经藏刻于石上,建塔竖立。

十一世纪越南李朝王,度僧、迎藏、传戒,将越南佛教带入黄金时代;三祖圣宗全力推展佛教,被誉为“越南的阿育王”;其后四主仁宗、六祖英宗、七祖高宗等,都是佛教的大护法。

中国自东汉明帝感梦求法,始传佛教;高僧迦摄摩腾和竺法兰来华后,明帝敕令建寺,尊重佛教。后秦姚兴设立逍遥园全力护持鸠摩罗什译经说法,当时译经人员多达八百人,不仅译经事业成就非凡,也栽培了许多佛教人才。北魏太武帝毁佛后,文成帝与献文帝立即下诏复兴佛教,度僧、修寺、造塔、塑像,并着重石窟寺院的建设,因而留下千古不朽的云冈、龙门等石窟艺术。

梁武帝奉佛虔诚,有“皇帝和尚”的美称。他亲自敕修佛寺,带动王公贵族资助建寺,使全国寺院达二千八百余座;余如铸造佛像、举办大型法会、延请高僧讲经、礼遇僧侣、倡导素食、戒酒、四次舍身佛寺、致力佛经研究、讲经著述、请僧注疏、推动佛教学术等等,都是武帝对佛教的贡献。

隋文帝,废除北周的毁佛令,广建寺塔、设置僧官、译经馆、鼓励人民立寺出家、令僧编撰众经目录。由于帝王的倡导,隋代佛教迅速昌隆。

唐太宗,崇敬三宝,礼遇僧侣,尊崇玄奘大师,为置翻经院,由国家资助一切费用,并作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,奠定唐宋以后佛教弘化的基础。高宗时,继续支持玄奘大师的译经事业,此一时期译出大量的佛经,全赖高宗大力护持。武后则天崇佛,毕生度僧、造寺、塑像、写经无数。

宋太祖,于开宝四年(西元九七一年),下令在四川成都开雕木版,印刷大藏经,是我国第一部大藏经,计有十三万余板。宋太宗曾将该藏赐给日僧然。后应诸国之请而广为流布,如高丽、女真、西夏等,对后来各国雕印佛经有重大影响。

清圣祖康熙皇帝,敕修塔庙碑文,并将明朝时隐居山林的高僧一一请回住寺,佛教再度出现一片生机。世宗雍正皇帝,喜阅佛典,尝亲编禅宗语录——《御选语录》;又开经藏馆,继明朝《万历藏》后,再次雕刻大藏经,出版《续藏》(《明续藏》)及《又续藏》。高宗乾隆,敕修大藏经《龙藏》,出版《大清重刊三藏教目录》;帝亲作《如来大藏经总目录》,令人编辑汉、满、蒙、蕃四译对照的大藏全咒,又作大藏经满州语译本,对刻印藏经颇多贡献。

王子学佛

憍萨罗国的祇陀太子是第一位为佛陀摄受的王子,他受须达长者感动,亲近佛陀,并捐献祇园的树林供僧团修行。佛陀的亲眷,阿那律、跋提、难陀、阿难、罗睺罗等都是王子出家的典范。此外,王子出家还有阿育王的儿子摩哂陀、安息国王子安世高等。七世纪日本的圣德太子笃信佛教,兴建诸寺,如著名的四天王寺、法隆寺、法兴寺等,又亲自讲经著述,倡导佛教,奠定佛教在日本传播的基础。

三国魏陈思王曹植对佛教最大的功绩是创始梵呗。曹植游鱼山时,听到空中梵天之响,乃配合汉曲制成梵呗,而有鱼山梵呗的流传。在曹植传里记载:“植每读佛经,辄流连嗟翫,以为至道宗极。”著有《辩道论》一文批判道教,足见曹植对护法的热忱。

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,是齐国佛教的主要倡导者,劝人为善,始终不怠;屡次上谏萧世祖慈悲戒杀,多方体恤百姓疾苦,或于灾荒减税,或开粮仓赈济,其菩萨心肠,众所周知。子良好研佛理,屡聘高僧大德讲说佛法,其所管辖的邸国逐渐形成僧俗论说佛法的讲学中心。他勤于著作,广注经论,皆录于《齐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》中,计有一一六卷。梁武帝的长子萧统,自幼薰习佛法,慈悲仁爱,终生尚佛;于宫内设慧义殿,广集高僧说法,亲撰《解二谛义》,其学佛涵养表现于治政:轻刑罚、忧民苦、济羸弱、送贫终,后世以“仁孝宽明”赞誉其德。

宰官护教

中国民间佛教的信仰,始于东汉末年的笮融。据《佛祖统纪》载:“兴平二年(西元一九五年)下邳之相笮融,起佛祠,课人诵经、浴佛设斋,时会者五千余人。”由于笮融的关系,初期佛教的传播更加扩大。

三国时代吴国译经家支谦,是一位悲智双运的异国佛教居士。东汉末年,支谦避难至吴,吴王孙权闻名召见,聘为博士,遂将佛教传行于江南。他致力佛典汉译工作三十余年,译出《维摩诘经》、《太子瑞应本起经》、《大明度经》等,多达四十九部;又依《无量寿经》及《中本起经》制作赞菩萨连句、梵呗三契,并注解《了本生死经》。

东晋孙绰,官拜太学博士、尚书郎,信奉佛教,广述佛论,其中以《喻道论》影响最大。《喻道论》论证释道儒三教的关系,是一部捍卫佛教的论著。郗超,为桓温执政时的中书侍郎,乐善好施,深研佛理,著作颇多,唯今仅存《奉法要》,其内容说明在家信众奉持佛法的要点,简述佛教基本教义,并贯通以儒家伦理,促成佛教信仰的普及。成帝时,宰相何充崇信佛教,修建佛寺,供养僧侣,竭尽资财而不吝惜。他以宰相之位而力护“沙门不敬王者论”,与朝中反对者辩难,积极卫护佛教,致使扰攘一时的“沙门向王者礼敬”一事,终未施行。

南朝宋谢灵运,曾任太尉参军、永嘉太守,为著名的山水派诗人,同时也是一名佛教居士,与当时的僧侣多有往来。他折服于慧远大师,不仅追随修习净土,又为慧远在东林寺凿池种莲,“白莲社”因此得名。著有《佛影铭》、《庐山慧远法师诔》,并为慧远亲撰碑文。谢灵运的另一大贡献是著作《辨宗论》,阐述道生大师的学说,光大佛教法义。此外,他协助《大般涅槃经》的改订、润饰,撰《昙隆法师诔》,为佛教投注许多心力。何尚之,宋文帝时官任吏部侍郎,衷心佛道,立身简约,深获朝野好评。他曾作《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》,辩护佛教实有助于帝王治世。

唐德宗时,翰林学士梁敬之从湛然大师学习天台,深得法要,将天台止观说作有系统的阐述,着有《天台止观》、《止观统例》。武宗时,尚书裴休,世代奉佛,与黄檗希运、圭峰宗密等大师往来密切,共研佛法,尝为宗密的著作《禅源诸诠集》、《华严原人论》、《法界观门》等作序,并撰《圭峰碑》。盛唐中书令张说,是一代文豪,终生崇佛、护教,写了很多佛教碑铭、经赞、偈颂和诗文。诗人王维一生好佛、习禅,颠踬的官途更加提升他的内在境界,其诗歌充满禅趣,引导世人积极乐观应世。柳宗元主张三教一致,曾因好友韩愈反佛而为佛教辩护;任柳州刺史时,曾为六祖惠能及当代高僧撰写碑铭。白居易,舍宅为香山寺,自号香居士;官卑奉薄,却乐善好施,常修寺造像,曾耗钜资令人造“西方极乐世界图”一幅,终生以念佛为职志。

宋真宗时,驸马都尉李遵勗,官至镇国军节度使,以其崇佛,尚简朴,醉心佛学,辄上书请辞,归隐山林,后因护持佛教而遭贬职,于是更专心于参禅问道,着有《天圣广灯录》三十卷。宋太宗时的翰林学士晁明远,先学道家,闻佛法后,专研经藏,深契空理,著述丰富,八十四岁寿尽,端坐而逝,人称“净居天主”。宋仁宗时丞相王随信奉佛教,仁民爱物,佛学修养甚高,编纂《传灯玉英集》,受到诏书嘉奖。参政知事文彦博受华严洞老往生灵异所感化而崇佛,全力护持佛教,慈照大师称之为“大檀越”。北宋著名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,素仰佛法,晚年罢相,专心佛道,着《楞严经疏解》等佛学文章,舍宅园、田地,捐为寺产,全然向佛。苏轼一生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,他的禅诗、禅歌、禅事,直至今日仍为人所称道。张商英,号无尽居士,宋徽宗时累官至宰相,曾作《护法论》,针对韩愈、欧阳修排佛的观点进行论驳,以捍卫佛教。

居士宋濂,每以慈悲仁义之说劝导好用兵刑的明太祖,于潜移默化中引导太祖行佛。曾推介《楞伽经》予帝,帝阅后,诏令天下僧尼共学,并曾于蒋山兴国寺举行法会,超荐战乱亡魂。宋濂晚年专心学佛,阅藏著述,寿终端坐而化;袾宏大师将其佛教诗文、塔铭辑录为《护法录》,憨山大师喻为“当代僧史”。

明世宗时,陆光祖官拜吏部尚书,佛学造诣深厚,曾发起募捐刊刻《五灯会元》,请求百官大德协助重建育王塔殿,又与冯开元等共同发起募刻、流通小本藏经,热心文教。明末太仆少卿瞿汝稷,尽心佛法,逢紫柏大师刊刻大藏,为撰缘起,并据破佛的《神灭论》加以驳斥,阐述佛学观点,撰有《指月录》一书行世。

民初戴季陶,一生为国奋斗,更致力以佛教来振兴国家,数度发动僧俗启建法会,为多难的国家祈福消灾,曾讲演“振兴中国与振兴佛教”、“中国之宗教改革与救国事业”,他的主张与建议深获重视。毕生行善无数,是民国以来佛教的大护法。

妇女奉佛

佛陀的姨母摩诃波闍波提夫人,领五百释迦女跟随佛陀出家,成立第一个比丘尼僧团;王妃耶输陀罗也洗尽铅华,出家修道,加入僧团。波斯匿王的皇后末利夫人,笃信佛教,经常请法,供养僧众,又权巧方便劝导国王行善戒恶,归信佛教;其女胜鬘受到双亲的薰陶,礼敬赞叹如来,并发愿救度苦难众生,讲说大乘佛法。须达长者的儿媳玉耶,经过佛陀的开导,忏悔前愆,求受菩萨戒,发愿生生世世作佛化家庭的优婆夷。家庭主妇毗舍佉母,恳求佛陀允许她供养僧团粥食、雨衣,供养外出比丘食物,供养生病比丘汤药与食物,又捐衣筹建鹿母讲堂,其慈悲周到,令人赞誉。

国戴维兹夫人致力巴利文佛典翻译达二十年之久,诠释佛典极具权威性和独特性。十九世纪末,美国奥卡特在锡兰协助佛教复兴运动,他的夫人在锡兰兴办佛教女子教育三十余年,贡献良多。

文成公主被西藏人视为观世音菩萨化身的“绿度母菩萨”,她在应允嫁入西藏前,就提出铸造释迦牟尼佛像入藏供奉、广传佛教等条件。由于她的崇佛,西藏才有佛教殿宇的建筑。文成公主劝说藏王遣使留学、请经、译经,藏王受到公主的影响,以佛教十善建立法律,赏善罚恶,热心宣传佛教信仰。

东晋末年,康帝褚皇后,奉佛甚笃,于都城建康造延兴寺,礼请僧基尼师住持,领百余众焚修;其后,穆帝何皇后为后宫嫔妃造寺,即何皇后寺。

隋炀帝时,静琬大师发愿刊刻石经,萧皇后慨然捐施,因而带动朝野竞相护持,完成刻经事业,此项刻经活动一直延续到明清,是为闻名中外的“房山石经”。

民国初年,吕碧城女士游于欧美,广说慈悲、戒杀、素食等佛教教义,深得敬重。返国之后,专心佛典的论述,并印赠诸方。孙张清扬女士对四十年代台湾佛教的振兴,有莫大的贡献,她护持“益华佛经流通处”的设立,开设“健康书局”,编印并流通佛典,又亲自到各处宣扬佛教。在物资贫乏的彼时,她变卖所有,向日本购得一部大藏经,促成东初法师发起“全省响应影印大藏经”的活动。除此之外,只要是裨益佛教的事业,孙张清扬女士必定积极主动促成,如护持善导寺、捐助《人生杂志》等,她都视为分内事。她以官夫人的身分,全力支援佛教,所作所为,令人钦佩。

近代,香港张莲觉女士恭敬三宝,舍宅为寺,改建为“东莲觉苑”,创建佛学院,培养佛教人才。其所创设的宝觉中学,将佛教法义纳入课程之中,将佛法融入世俗教育,以收淑世之功。

居士弘教

舍卫城须达长者信奉佛教后,即积极建造祇园精舍,供养佛陀,并常将自己所听闻到的佛法转述他人,热心度人学佛。维摩诘居士虽是一名在家信徒,但是他对佛法的体悟与实践,充分体现大乘佛教的精神。经典中详述他的为人:“毗耶离大城中有长者,名维摩诘,已曾供养无量诸佛,深植善本,得无生忍,辩才无碍,游戏神通,逮诸总持,获无所畏,降魔劳怨,入深法门,善于智度。”又说:“欲度人故,以善方便,居毘耶离,资财无量,摄诸贫民;奉戒清净,摄诸毁禁;以忍调行,摄诸恚怒;以大精进,摄诸懈怠;一心禅寂,摄诸乱意;以决定慧,摄诸无智。”他虽为白衣,奉持沙门清净戒行;虽有妻子眷属,不为欲染;虽享受物质,心无系念。他到处示教利喜,执持正法,摄诸长幼,饶益众生,救护一切。如是悲智融通之士,受到诸佛的赞叹,广为人天所尊敬。

锡兰佛教居士达摩波罗,创立闻名世界的“摩诃菩提会”,复兴十九世纪以来受到殖民统治破坏的佛教。他提倡整建圣地菩提伽耶,努力复兴锡兰、印度佛教,更进一步在各国设立分会,将佛教推展至世界各洲,是弘扬佛法于世界之先驱。

十九世纪英国阿诺德旅居印度,著作甚丰,其诗作《亚洲之光》,叙述佛陀的一生,促使英语世界对佛教的研究兴趣。戴维兹教授创立“巴利圣典学会”翻译佛典,至今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。二十世纪初,杰克逊首先发起街头佛教演讲,并行销佛教书籍。乌德瓦毕生从事巴利文佛典研究,他茹素、淡泊,是一位解行并重的佛教护法。韩福瑞于一九二四年创立“佛教协会”,对英国佛教贡献极大。孔兹博士是英国研究大乘佛教的代表人物,同时也是当代佛学学者。

十九世纪末,德国奥登堡著述确立佛教教主、教义及教团的实在历史,打破佛陀是神话人物的谬误。斯密特以佛教徒的身分,勘正德译旧作的错误,并讲说著述佛学。二十世纪初,塞顿杜克为了发扬佛教,创立“德国佛教传道会”,并提倡佛学教育,其出版的《佛教徒》是西方世界第一本佛教刊物。毕生从事佛教护法的斯坦因,在柏林创立“佛陀团体”,曾到中国学佛,皈依倓虚大师。一九三四年,他被选为第一次“国际佛学会议”主席,正欲力图发扬佛教,却受到希特勒政党的禁止,然而斯坦因依然以写作和讲经默默护持佛教直到终老。

十九世纪末,美国瓦伦创办《哈佛东方丛书》,是佛教在美国宣扬的原动力。依文思博士编撰《西藏渡亡经》,对西藏佛教有精深的研究。临终时捐献大量财物给史丹福大学,护持东方哲学、宗教及伦理学的发展。

后汉末年的牟子,撰著我国第一部有关佛教的居士著述《牟子理惑论》;《理惑论》的贡献是调和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、道德、文化的分歧点。安玄,为在家优婆塞,研讲佛经,曾与严佛调合译《法镜经》,深获好评。

西晋时代的竺叔兰,原好清谈,因亲历生死后,专志经法,译有《首楞严经》、《异维摩诘经》等,并与无罗叉合译《放光般若经》,对般若思想的弘传极具贡献。知识分子卫士度,安贫乐道,常以佛法为修行指导,曾译《道行般若经》,作八关斋文,流通民间。此外,译经僧竺法护在长安从事大规模民间译经事业时,得到许多在家居士的援助,或笔受,或校对,其中以聂承远、聂道真、帛元信最为著称。

东晋刘遗民,隐居庐山,后师学慧远法师,于白莲社结集时,受命着文铭石。他秉持禁戒,精严佛理,时与学僧书信往来,切磋佛经大义,着有《念佛三昧诗》,是士大夫潜心学佛的典范。同为庐山莲社“十八高贤”之一的宗炳,善于讲论佛学,作《明佛论》,维护慧远等提出的“神不灭论”,再度阐明三教合一的观点。

南朝宋周顒,学识渊博,通黄老,长佛道。宋明帝好谈玄理,召之论谈,明帝辄言杀罚无偿,崇鬼神,周顒乃晓以佛经因缘果报之义,明帝若有所悟。他所著作的《三宗论》,为复兴江南般若三论学的先驱。南朝齐明僧绍,博通三教,尤精佛学,当时有道士作《夷夏论》论证道教优于佛教,引起佛教徒的反对,明僧绍乃作《正二教论》批驳。南朝梁傅翕,禅宗名士,倡躬耕悟道,慈悲度人,学徒云集,弘化一方。刘勰,善文字,崇佛道,当时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,多出自其笔,曾作《灭惑论》驳斥诋毁佛教的《三破论》。

唐高祖时,太史令傅奕上书请求灭佛,帝乃下令淘汰僧侣。当时法琳法师挺身为佛教辩护,服职于门下省的李师政则撰《内德论》批驳傅奕,并阐述佛教义理,其论点切中要害,且对大乘空观有独到的见解,堪称唐代佛教居士的上流。中唐时,隐士李通玄钻研华严数十余年,着有《华严论》、《决疑论》等,并有文章、偈赞传世,所作的《华严论》是后世研究华严哲学的重要参考书。颇负盛名的唐朝隐士庞蕴,以会通禅宗著称,又因勘破生死,佳话传世,留有诗偈、语录行世。

南宋王日休弃官归隐,撰《龙舒净土文》劝人念佛,此文恳切易明,广行世间。他发愿将此娑婆世间变为极乐世界,为了提倡净土,到处奔走演说。著名文人张孝祥,一生致力于佛教寺院的建设与复兴。他看到被金兵侵袭过的江南名山处处凄凉,一方面募资修建,一方面寻访长老大德住山弘化,因此在他的《于湖居士文集》中,收录许多辞意俱佳的敦请疏文。

清高宗乾隆年间的彭际清,学佛以后,领导举家向佛,热心于佛教事业,如济贫、刻经、供僧、放生等,经年不懈,作《一乘决疑论》,驳斥理学排佛之论,余有《一行居集》、《二林居集》、《居士传》、《善女人传》等传世。杨文会,清末复兴中国佛教的枢纽人物,曾两度至欧洲,于英国伦敦与达磨波罗、南条文雄等佛教界人士结识。归国后,开始从事佛教事业:设立金陵刻经处;协助日本《卍字藏经》的出版;设立祇洹精舍教授佛典、语文以培育后进;兴办“佛学研究会”定期讲经;编撰英译佛典等;其生平著述统编为《杨仁山居士遗书》。 

国学大师章炳麟,对佛教的革新提出独到的见解,着有《告佛子书》、《告白衣众书》等,界定居士学佛的职责。

佛教的护法来自社会各阶层,上至政治领袖、王公贵臣,下至平民百姓、山林隐士。他们秉持着对佛教的忠诚信仰,竭尽所能,以行动表达最高的支持。从历代佛教护法的事迹中,我们可以看到,在高位者奉佛护法,对佛教的发展有风行草偃之效,特别是以佛法治世,更能拯救苍生于倒悬。另一方面,当佛教不为主政者所支持,或遭到毁辱时,佛教徒必挺身而出,据理力争,为佛教史留下许多护法的感人事迹。

过去龙树菩萨为了度化南天竺王,加入国王的军队,以突出的表现,历经七年,终于获得国王的注意,最后不仅度化国王,也感动了异教徒。龙树的弟子提婆,为度化国王,仿效其师,投入军队,领兵前锋,功拜将相,但却辞去优厚的军饷,以胜才崇德度百余万人,因此为外道所忌妒,而为教殉身。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中,佛教正需要像龙树与提婆善巧方便、勇于承担的护教热忱。今日社会,凡事讲究民主,是一个集体创作的时代,弟子应将护法爱教的精神,表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,让上司、同事肯定,而尊崇佛教;将佛法应用于生活中,让亲朋好友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,而归信佛教。

总之,佛教的各个团体应当结合起来,佛教的各种人才应当连系起来,才能凝聚力量,发挥护法护教的功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