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阳修的排佛情结

...达亮2010-03-09 07:39

编按:佛法百千万劫难遭遇,三乘具足,而现在有的个别学佛人提倡儒教,说儒教是学佛的基础,甚至有的个别人说不学儒教很难成佛,却不知古代的一些所谓“大儒”始终在充当着反佛的急先锋,而现在佛教徒反而去大力宣传儒教,真是令人可悲可叹,愚痴之甚!

当然,我们并不是反对儒教这些世间学问,而是反对将此掺杂在佛经之中。如果世间没学佛的人,以学文化的角度去学习,修养道德,还是很有益处的。如果是修行人本是为了了脱生死,已经将世间的东西放下,有人却要对此进行错误的引导,告诉学佛同时还得学习儒教,以至让人误入歧途,继续沦落在世间,这实在是在断人法身慧命。《菩萨戒本》中言:若菩萨,于佛所说,弃舍不学,反习外道邪论,世俗经典,是名为犯。

 

欧阳修的排佛情结

◎达亮

宋仁宗明道年间,文学界兴起古文运动的热潮,文人学士大都羡慕中唐文豪韩愈,尊敬儒学,排斥佛教。当时的宰相韩琦和欧阳修极为要好,时常纵论天下,对佛教颇有微词,尤其是欧阳修,对佛教极为责贬,认为当时的出家人皆是平庸之辈,无所大用之流,因此时常愤然议论和抨击。韩琦和欧阳修是何等人物,一言激起千层浪,北宋上下受他们的影响,掀起了排佛浪潮。

宋儒理学一方面汲取佛教华严禅宗的思想,从而丰富了它的内容,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斥佛教。宋朝承接五代以来的政治格局,国弱而四夷盛,民族矛盾十分尖锐,夷夏之辩有了新的市场。由于佛教是外来文化,这就为儒家攻击佛教提供了天然的理由。但一些儒家学者仍用传统的伦理观点对佛教著文排斥,如孙复的《儒辱》、石介的《怪说》、李觏的《潜书》、欧阳修的《本论》等,都是其代表之作。南宋叶梦的《避暑录话》卷上云:“石介守道与欧文忠同年进士,名相连,皆第一甲。……守道师之,始唱为辟佛老之说,行之天下。文忠初未有是意,而守道力论其然,遂相与协力,盖同出韩退之。”

欧阳修最初本无意排佛,但由于受了石介的极力怂恿,才跟着反起佛来。孙复、石介等人在反佛方面并无超过韩愈的新说,只是在言行上更加乖戾而已。特别是石介,一边著《怪说》、《中国论》等奇文怪章肆其排击异端之说,一边又以擅自处理府学书库所藏佛、老画像等露骨的行为来实践韩愈“人其人,火其书,庐其居”的主张。

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欧阳修,是因他早年偶得《昌黎先生文集》,又倾心于韩愈古文,而韩愈的思想却深深感染了他。由此,韩愈反对佛教,倡明儒学的思想便被欧阳修继承并加以发展。他著《本论》三篇,指出佛教虽然乖人之性、离散天伦,又有虚耗民财之弊,然由于其有“为善之说”,故百姓仍然相率皈依,故单纯地“火其书”、“庐其居”是没有意义的,思想的东西只能靠思想来解决。

后来,欧阳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“明教大师”契嵩、宋朝宰相张商英、李纲和元代的刘谧等人的反对。契嵩作《辅教篇》,以佛教的五戒比儒家的五常,又说佛儒两者都教人为善,有相资善世之用。张商英作《护法论》,创三教调和说,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明心见性、无上菩提之道无异,儒以治皮肤之疾,道以治血脉之疾,佛以治骨髓之疾,三教本旨无违。刘谧的《三教平心论》主张三教皆有其“极功”,“儒有儒之极功,道有儒之极功,佛有儒之极功。”力倡三教调和,也发挥了同样的功效。但欧阳修对佛教“修其本以胜之”,这一点比韩愈,石介等人高明,但最终李觏即因之而皈依佛教,欧阳修亦留心佛学,自号“六一居士”,诵持《华严经》,以迄于终。

宋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如柳开、穆修、尹洙、欧阳修等大多是佛教的排斥者。排佛的兴起还与古文运动的复兴有关。韩愈提倡古文,本身就排斥佛教。提倡散文,反对骈体文,表面看来与佛教毫无关系,然而讲究声律、对杖的齐梁时代的骈体文,事实上与佛教颇有渊源。梵文对声律要求很高,许多佛经本来就是优美的文学作品。佛经一般包含长行(散文)和偈颂(韵文、诗)两种形式,先用长行表述,然后再用诗的形式重述,总结,颇有一唱三叹之妙。有些佛经全篇韵文,极为华美。东晋名僧慧远称其“拟象天乐”,还赞其“穷音声之妙会,极自然之众趣”,其难度与艺术成就是非常之高的。佛经对世俗文学影响很大,中国的平、上、去、入四声就是沈约等人根据佛教的声律制订的,因此骈体文与佛教的韵文颇有渊源。欧阳修虽是古文运动的领袖,又是复兴儒学的儒将,但他重振儒学,却又不尽废佛教,认为佛教也有可取之处,“偶丽之文,苟合于理,未必为非”。主张文章以理为是非,而不以形式为是非,这无疑是正确的,虽然他对佛教仍然抱有一定的偏见。

欧阳修为了恢复儒家道统,曾效法韩愈,也致力于排佛。正如《宋史·欧阳修传》中所言:“愈性愎忤,当时达官皆薄其为人,而公则喜其攘斥佛老。”北宋王辟之在他的《渑水燕谈录》卷十《谈谑》云:“欧阳文忠公不喜释氏,士有谈佛书者,必正色视之。”欧阳修编有《新唐书》与《新五代史》,凡涉及佛教记事者,均予删除之。据宋·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乙编卷四《佛本于老庄》云:“韩文公、欧阳公皆不曾深看佛书,故但能攻其皮毛。”《宋人轶事汇编》卷八云:“两府例得坟院。欧公既参大政,以素恶释氏,久而不请。”大量资料证明欧阳修与佛教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,他的排佛理论便集中体现在《本论》三篇之中。

欧阳修《本论》提出的排佛理由大致有三:一是佛教传入中国千年,对政教有害无益;二是佛教“弃其父子,绝其夫妇”,不讲孝道,灭绝人性;三是佛为夷狄之人,其法不应行于中国。他又在《本论》[下]中说“彼为佛者,弃其父子,绝其夫妇,于人之性甚戾”,“今佛之法,可谓奸且邪矣,盖其为说,亦有可以惑人者。”可见欧阳修憎恶佛教之深,认为佛教让人撇妻子,舍儿女,丧绝人性,蛊惑人心,危害社会。欧阳修虽然效法韩愈排佛,但在态度上与韩愈的“人其人,火其书,庐其居”的激烈却有所不同。他说:

尧、舜、三代之际,王政修明,礼义之教充于天下,于此之时,虽有佛无由而入。及三代衰,王政阙,礼义废,后二百余年而佛至乎中国。由是言之,佛所以为吾患者,乘其阙废之时而来,此其受患之本也。

因此,他主张补阙修废,立足于礼义之本,来战胜佛教。但是他却不赞成用暴力的方法禁止佛学。“物莫能两大,自然之势也,奚必曰‘火其书’而‘庐其居’哉!”事物都是此消彼长的,这是自然的力量,何必要用火烧其书,焚毁佛寺呢?无论欧阳修的观点正确与否,他的态度能看出古代大学者的开明和开放。

当时理学兴盛,对于佛、老思想原本极为排斥的一代硕儒欧阳修以儒家的立场,著《本论》毁谤佛法,且蔚为风气,获得多人响应。深得仁宗宠赐封号的“明教大师”契嵩针对时弊,倡导释、道、儒三教思想一贯,著有《原教论》十万余言,反驳崇拜韩愈、主张废佛的文士之流。又撰写《辅教篇》加以辩正。

万物有性情,古今有死生。然而死生性情,未始不相因而有之。死固因于生,生固因于情,情固因于性。使万物而浮沉于生死者,情为其累也。有圣人者大观,乃推其因于生之前,示其所以来也;指其成于死之后,教其所以修也。故以其道导天下,排情伪于方今,资必成乎将来。

这段文字是《辅教篇》的开篇,读来酣畅,令人心开意解。据载,宋仁宗读到“谋道不谋身,为法不为名”,深为感动。契嵩是抱着“不避死亡之诛”的心情先后两次向仁宗上书此书的。欧阳修看到此书,遂完全改变以往错误的观念,说:“我连佛教经典中只有二百六十字的《心经》都未明其义理,还谈什么佛法?”《释氏稽古略》卷四亦云“泰伯(李觏)初著《潜书》,又广《潜书》,力于排佛。明教大师嵩公,携所著《辅教篇》谒之辩明,泰伯方留意读佛经,乃怅然曰:‘吾辈议论尚未及一卷《般若心经》,佛道岂易知耶?’”据云,韩琦曾将其文展示欧阳修阅后,乃谓韩曰:“不意僧中有此郎,黎明当一识之。”次日,韩琦即偕欧阳修往见契嵩,“文忠(欧阳修)与语终日,遂大喜。自韩丞相而下,莫不延见,尊重之,由是名振海内。”“当时排佛之心,已廓然熄灭而无余矣!”欧阳修后来又经祖印禅师的启迪,深悟佛法的奥妙,于是改变了排佛立场,忏悔往昔毁佛之罪,从此信奉佛教,对佛教多有敬意,时常行文劝善,并自称“六一居士”,这与契嵩的影响不无关系,成为当时文坛的佳话。

欧阳修在古文观念、排佛态度及尊儒辟佛的热情还是和韩愈极为相似的,所以后来苏轼说他“论大道似韩愈,论事似陆贽,记事似司马迁,诗赋似李白。”韩愈与欧阳修常常被后人对照评议,尤其是对佛教的强硬态度,以及这一态度的转变,一直是学界津津乐道的公案。

欧阳修以自我修炼作为对付佛教的办法,此观念较韩愈自然要理智、策略,而且温和,少杀伐之气,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文化的多元存在。而且欧阳修本人也对佛教寺院保护前代碑志表示赞许,此外还撰写了数量可观的清词和斋文等释道制词。前者为兴致所在,后者为应景之作,但从中亦可反映出欧阳修与佛教却有一种特殊关系,是因为碑刻多存于寺院,而碑文也多反映宗教内容,联系于此便不足为奇了。

透过碑志观察欧阳修与佛教之联系,可从两方面着手。一则,欧阳修之文物搜集过程,必须有出入于各地寺院,“外至四海九州,名山大泽,穷崖绝谷,荒体破冢,神仙鬼怪,诡怪所传,莫不皆有。”二则,从碑志内容看欧阳修对佛教之态度,他的人格魅力,即在于其政治主张及为人的一贯性,无论何种场合,何种时间,从不更改主张,隐晦态度。在他60多篇涉佛碑志中,其对待佛教之态度前后连贯,并与其它文章的排佛观念绝无二致。

一长老在欧阳公座上,见公家小儿有名僧哥者,戏谓公曰:“公不重佛,安得此名?”公笑曰:“人家小儿要易长育,往往以贱为名,如狗羊犬马之类是也。”闻者莫不服公之捷对。

欧阳修恶佛,自然就不喜欢和尚,对宋初的大僧统赞宁禅师也颇多损毁,甚至编派了些“故事”。在《归田录》卷一中就拿赞宁禅师开笔:

太祖皇帝初幸太国寺,至佛像前烧香,问当拜与不拜?僧录赞宁奏曰:“不拜。”问其何故。对曰:“现在佛不拜过去佛。”上微笑而颔之。赞宁者颇知书,有口辩。其语虽类俳优,然适会上意,故微笑而颔之,遂以为定制,至今行幸焚香,皆不拜也。议者以为得礼。

“现在佛不拜过去佛”,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五代十国吴越忠懿王钱(公元947年~978年)时赞宁署为两浙僧统,太平兴国三年(公元978年)入翰林院,受宋太宗赐封“慧通大师”称号。太平兴国六年(公元981年)赞宁任右街副僧录。咸平元年(公元998年)加右街僧录。而此时为“太宗”世,“太祖”早已“驾崩”,二人何得相携共游大相国寺呢?

又,说起宋朝皇帝“不拜佛”的“定制”,亦纯属虚有!《佛祖统纪》引《宋会要》云:(真宗·咸平)八年正月。臣僚言:“每岁上元,车驾诣寺观三十余处,百拜已上。望自今诸殿令近臣分拜。”上谓王旦曰:“朕祈福中外,虔恭拜起,未尝懈怠。卿等欲申裁减,非朕之意。”“车驾诣寺观三十余处,百拜已上”,则正应是每寺三拜礼佛,“虔恭拜起,未尝懈怠”,又哪里有什么不拜佛的“定制”?

今观真宗百拜已上,不欲分任近臣,盖习熟于祖宗之家法也。其后如徽宗拜佛牙,南渡历朝拜大士,则知有国以来,无不拜佛之理。欧阳慢佛,不欲人主致敬,故特创此说。“现在”、“过去”,无义之谈,所以上诬君主,下诬宁师也。甚矣!

由此可知,有宋以来,无论是在“卧榻”或是“行军床”上,皇上们倒都乐于拜佛的,也没敢自视为“现在佛”。说起来,欧阳修的“上诬君主,下诬宁师”可谓实事。殊不知,此典并不出在“太祖”和赞宁禅师身上,却出自辽主耶律德光和冯道的问答。据《新五代史·冯道传》卷五十四(《旧五代史》卷一百二十六)记载:

耶律德光曾问道:“天下百姓,如何救得?”

冯道作俳语(《旧五代史》无“俳语”二字)对曰:“此时佛出救不得,惟皇帝救得。”

欧阳修不喜欢和尚,就随便“张冠李戴”给了赞宁大师。向来“道由人弘,非道弘人”的“秦人”也就因人废言,并不“览其文,知其道”了。

苏东坡为欧阳修文集作序时云:“永叔不喜佛,然其聪明之所照了,德力之所成就,真佛也。”欧阳修步韩愈的后尘,以辟佛为已任,决心恢复儒家道统。所以北宋初年掀起阵阵排佛的浪潮。欧阳修反佛有甚于前人,韩愈在《原道》中把佛教称为“夷教”;“宋初三先生”的孙夏、胡瑗、石介三位道学家,都只说不合中国国情,而宋代的韩愈、欧阳修、司马光三人都曾是有名的辟佛者,其立意当然是要为孔圣人争点地位。庆历二年(公元1042年),欧阳修作《本论》三篇,这是继韩愈《原道》之后大张旗鼓地讨伐释氏的重要文章。而早在明道、景祐年间,欧阳修作《仙草》诗,抨击“仙书”的怪妄。庆历三年(公元1043年)时,有《读张李二生文赠石先生》诗,声称“千年佛老贼中国”,“拔根掘窟期必尽”。嘉祐七年(公元1062年)的《集古录跋尾》卷六中有《唐华阳颂》,其跋云:“甚矣,佛老之为世惑也!佛之徒曰无生者,是畏死之论也;老之徒曰不死者,是贪生之说也。”对佛老仍不依不饶地加以无情批判。同时,在手法上也很霸道。唐太宗时期,唐太宗事佛频见诸史籍,而欧阳修在受命编修《新唐书》及自撰《新五代史》时,删略有关佛教纪事达千余条,并责其“牵于多爱,复立浮图,好大喜功,勤兵于远,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”。责其“复立浮图”而本传却又不立一字,大概就是所谓春秋笔法,这就不免被史学家及僧侣们所诟病了。

若论大唐盛世,文化是相当多元化的,此时的佛道二家颇得李唐之助而大兴,而大唐亦得因此而显其恢宏之气象,若删节释、老而欲衍大唐文史,的确是缺乏史识的一偏之见。盛唐的儒宗,若不得佛道之激荡,恐亦未能有当时、后来之规模。欧公若能见此数种评说,自当“永惭偏识”。

儒学分两个阶段:一个是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学,一个是以韩愈、欧阳修、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。新儒学反对佛教,其一是不懂佛教的感情派的个人情感,其二是惧怕佛教的功利派的私心。前者以韩愈和欧阳修为代表,后者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。其实,韩愈借鉴佛教偈颂改进文体,谈心说性,天竺为体,华夏为用,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的基础,无不受佛教文化的影响,所以称汉唐为汉(儒)文化的佛化阶段当不为过也。

印光大师在《福州佛学图书馆缘起》中说:“世人未读佛经,不知佛济世度生之深谋远虑,见韩、欧、程、朱等辟佛,便以崇正辟邪为已任,而人云亦云,肆口诬蔑,不知韩、欧绝未看过佛经。”“韩之《原道》,只‘寂灭’二字是佛法中话,其余皆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中话。后由大颠禅师启迪,遂不谤佛。”殊不知,二程和朱熹对佛教的批判所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韩愈、欧阳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