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法与王法——以慧远的《沙门不敬王者论》为例

...未知2009-12-04 07:26

佛法与王法——以慧远的《沙门不敬王者论》为例

 

慧远(334416)是东晋高僧道安的弟子。其生活年代,与东晋相始终,因此需从东晋的政局变化、社会文化演进等方面研究其思想主旨、气象与格局。

慧远少有大志,“既入乎道,厉然不群,常欲总摄纲维,以大法为己任”,随道安修学二十五载,饱餐法味,深得道安器重。378年,道安在襄阳分张徒众,各随所之。慧远与弟子数十人,选择向南即东晋控制的地区弘法,初止荆州。383年,欲往罗浮山,途经浔阳,见庐峰清静,足以息心,便停下脚步。这一年,发生了著名的淝水之战,南北形势骤变,苻坚一败涂地,东晋士气高扬,形势看好,慧远遂驻锡于此,一住三十载。

庐山北临长江,东距建康,西接荆楚,山川蕴秀,风景优美,在当时,亦属经济富庶地区,文人士子辈出,离东晋政治中心以及南北必争之地荆州均不远不近。慧远远见卓识,选择了一处既易于弘扬佛法,又便于南北沟通、东西交汇的绝佳处所。

4世纪后期,中原南北对峙,政局纷扰,社会动荡,思想活跃,这时的佛教以其新奇的行为方式,精深的义理说教,而进入社会上层的视野,又因业报罪福思想而流向民间。但经典零零散散传来,且常有龃龉,人们对佛教的理解尚肤浅,在理论上需要梳理、明晰,在社会形象上需要定位,在僧团实体上需要规约。慧远应运而起,担当了历史的重任。

慧远成就的取得在于其有较全面而又深厚的文化素养,少为诸生,博综六经,尤善老庄,后在道安那里接受了佛学义理的熏陶和宗教实践的训练,乃言“儒道九流,皆糠枇耳”。可见慧远释儒道兼通,史载其讲实相以庄子义为连类,与殷仲堪论易体,为宗炳、雷次宗讲《丧服经》。

在宗教实践上,慧远注重持戒、修禅、念佛,率领僧团开展了一系列丰富的宗教活动。日常法事,慧远以身作则,“精思讽持,以夜续昼”,“率众行道,昏晓不绝”(《高僧传·慧远传》)。他一直关注戒律的翻译与奉行,弗若多罗与鸠摩罗什在长安翻译十诵律,未完成,弗若多罗即不幸辞世,慧远为此慨叹不已,后闻毗摩流支来华,乃专遣弟子致书请其补足未译出部分,并依律奉行。慧远极具开阔的视野,又请禅师佛陀跋陀罗(觉贤)来到庐山翻译《修行方便禅经》,并为之作序,于寺内专门开辟禅林,主张“三业之兴,以禅智为宗”。宗教最终要给人以依归,可以托付身心。慧远根据西域道士的描绘,背山临流,营造佛龛,请画工图绘天竺佛影,供人礼拜,并为此专门撰写了五首铭文。还祈心奉请了荆州刺史陶侃都请不到的阿育王像,于是像、影具全,禅林斯备。

生死事大,神归何处?与其师道安信仰弥勒不同,慧远把不灭的神识寄托于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中。公元402年,慧远率僧俗弟子123人“于精舍无量寿像前,建斋立誓,共期西方”,其中有名者为刘遗民、雷次宗等,这是一次集体的皈依祈愿活动,由于有名士的参与,而成为当时文化界的一个重要事件,慧远由此也被后人奉为净土宗初祖。当时,东晋受玄风影响,出家僧人研究义理,尚清谈者多,重实行者少。如东晋名僧支道林,与士人交游,谈玄论道,引领风尚。慧远僧团在庐山的上述集体修行实践活动,则在南方坐而清谈,言笑晏晏的玄风之外,别具一格,独树一帜,成为南方佛教的修行中心。《高僧传·慧远传》载,“远神韵严肃,容止方棱,凡预瞻睹,莫不心形战慄”,整肃、谨严、端正、笃实的修行之风,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在佛学理论上,慧远博采众家,南北兼收,内外融通,卓有建树。慧远从其师道安精研般若,远通鸠摩罗什而阐扬三论思想,由僧伽提婆而研习阿毗昙学说,促昙摩流支译出十诵律,广为传习,由此论、数、律、禅,兼收并蓄,融会贯通。慧远毫无门户之见,“孜孜为道,务在弘法”,体现了佛学大师的包容和雅量。

慧远在佛学上有三大贡献,一是会通当时佛教诸家学说,不受南北阻隔、中外区别之影响,使南方佛教蔚然可观。二是会通佛、儒、道,“内通佛理,外善群书”,主张“求圣人之意,则内外之道可合而明矣。常以为道法之与名教,如来之与尧、孔,发致虽殊,潜相影响;出处诚异,终期则同”(《沙门不敬王者论》)。三是提出“形尽神不灭”思想,以解决佛教因果报应理论中的难题,化解佛教在中国初传中遇到的最大的理论障碍。慧远对现有佛教观念的整合融会,以及创造性的本土化的阐释,为中国佛教思想及中国文化的演进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。

慧远在佛学上的造诣,使其具有思想上的说服力;在宗教上笃实而为的践履,又使他具有了宗教的感召力,从而赢得朝野的尊敬,士人的仰慕,民众的信从。庐山成为当时精神信仰的一个制高点,其影响辐射大江南北。在以慧远为核心的信仰团体中,计有许多当时名士高隐,他们以探寻佛理、追求高远的精神境界为共同目标,同时也钻研孔、老之学,在精神上相通,在道术、学问上相砥砺。如隐士宗炳,妙善琴书,精于言理,“入庐山,就释慧远考寻文义”,后著《明佛论》。雷次宗“少入庐山,事沙门释慧远”,尤明三礼、毛诗,玩心坟典,游道餐风,后曾为宋皇太子及诸王讲《丧服经》。周续之通五经、五纬,闲居读老、易,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,终身不娶,布衣蔬食。谢灵运与慧远相往桓,后撰《远法师诔》。文曰:“昔释安公振玄风于关右,法师嗣沫流于江左。闻风而说,四海同归。尔乃怀仁山林,隐居求志。于是众僧云集,勤修净行,同法餐风,栖迟道门,可谓五百之季,仰绍舍卫之风,庐山之隈,俯传灵鹫之旨,洋洋乎未曾闻也”(《广弘明集》)。

慧远作为宗教领袖的魅力,还在于他处理佛法与王法的关系上,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,为后来者开创了一种模式,树立了一个样版。

慧远自踏入庐山,三十年中,影不出山,迹不入俗,但豪门权贵纷至沓来,络绎不绝。他的基本原则是“送客游履,常以虎溪为界”,这条边界其实也是慧远处理佛法与王法、佛教与社会的边界。他的师父道安处理政教关系的原则是“不依国主,则法事难立”,慧远则又向前走了一步,显得更加成熟、高明和巧妙。相比之下,有两点可以归纳:

第一,接待王权而不依附王权。

慧远虽在深山,但与王权并不算远。初到庐山,经同门旧好慧永介绍推荐,荆州刺史桓尹为他建立了东林寺。桓尹是东晋名臣,在淝水之战中与谢安、谢玄等立下赫赫功勋,治理州郡颇有政声,桓尹还“善音乐,尽一时之妙,为江左第一”(《晋书·桓尹传》)。另一任荆州刺史殷仲堪“过山展敬,与远共临北涧论易体,移景不倦。见而叹曰:识信深明,实难为庶”。殷仲堪亦为当时名士,“能清言,善属文,每云三日不读道德论,便觉舌本间强”(《晋书·殷仲堪传》),他还奉天师道,精心事神,但对佛教给予应有的尊重。司徒王谧、护军王默等,并钦慕风德,遥致师敬。谢灵运负才傲俗,对慧远本不以为然,及一相见,肃然心服。

慧远不仅与东晋各方权贵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,还与敌国后秦之主姚兴也有书信往来,“姚兴钦德风名,叹其才思,致书殷勤,信饷连接,赠以龟兹国细缕变像,以申款心,又令姚嵩献其珠像”(《高僧传·慧远传》),还请慧远为新译出的《大智度论》作序。慧远在回信中自称贫道,屡示谦逊。

慧远对王权也不是一味示好,其一生有三次面对强权而说“不”。第一次是位高权重的桓玄征讨殷仲堪经过庐山,要慧远出虎溪迎接,慧远“称疾不堪”,玄自入山。见到慧远后,不觉肃然起敬,但又问难说:“不敢毁伤,何以剪削?”远答:“立身行道。”桓玄称善,本来准备好的责难,也不敢再说了。第二次是桓玄掌控朝廷大权后,以震主之威,写信给慧远,劝其还俗入仕。慧远答辞坚正,确乎不拔,志逾丹石,在原则问题上丝毫不为所动。第三次是晋安帝自江陵还京师途中,辅国何无忌劝慧远前去觐见。慧远称疾不行。安帝遣使劳问,慧远修书示好。

在皇权面前,慧远表现了不卑不亢、似近还远的态度,反而赢得了尊重。桓玄称庐山为“道德所居”。晋安帝给慧远的诏书中称“其情耿耿”。

第二,接触政治而不参与政治

与各方面的权势人物接触,难免不涉及政治话题。道安依附苻坚,在征晋的问题上参与了政治,向苻坚进言,力谏罢征,但却又不获用。慧远则是采取不参与政治的原则。当桓玄问及慧远对征讨殷仲堪这一敏感话题的态度时,慧远不作答。桓玄继续追问对此有何祝愿时,慧远回答,“愿檀越安稳,使彼亦无他”,以佛教的立场一视同仁,均表关怀。桓玄出山后对左右评价慧远“实乃生所未见”。

卢循是东晋时起义军领袖,朝廷的要犯。其父与慧远有旧交。卢循攻下江州后,看望慧远。慧远的弟子劝诫说,“循为国寇,与之交厚,得不疑乎?”要求慧远避嫌,不要跳入这个政治漩涡。慧远说:“我佛法中情无取舍,岂不为识者所察?”意思是众生平等,出家人不能有政治上的偏见,要一视同仁,后来果然此举被追剿卢循的刘裕所认同。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势,慧远不避不就,以出世的姿态,等距离的进行交往,巧为周旋,因此得到了各方的尊敬,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。

慧远与政治的交涉取得这样的成功效果,来自于他对当时政局的洞察力。东晋时期,王权衰微,权力掌握在各地方镇大族手中,他们围绕权力的角逐异常激烈。南北势力在长江沿线进行长期的拉锯战争,东晋内部也在荆、江、建康之间进行权力的博弈,此消彼长。他们既没有政治的原则性可言,也无道义上的是非可论。因此,面对强权环伺,只有普遍交好,即而又离,离而不远。慧远交接的权贵中,殷仲堪被桓玄所杀,一代豪雄桓玄最后也身首两地,死时年仅36岁。慧远以其远见卓识和政治智慧,而迭经变乱,得以保全,也使东晋佛教在王权的不断挤压下,保存了一定的独立性,拓展了生存的空间。

作者:刘威  文章来源:《中国民族》